茶,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作物,其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,它从药用和食用逐渐演变为人们钟爱的饮品。在这一悠久的历程中,中华民族在茶的培育、加工、品鉴以及茶文化的塑造和发展方面,为人类文明史贡献了绚烂多彩的篇章。
关于茶文化的形成,如果把茶文化定义为是饮茶或由饮茶衍生发展起来的文化。那么,茶的饮用起源也就是茶文化的历史起点。郑培凯《茶书与中国饮茶文化(代序)》一文,文章说道:“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,因为资料不足,不可能得确实的答案。古代文献记载饮茶,已是很晚的事,不能反映最初起源的情况。再如《茶经》中说的:'茶之饮,发乎神农氏。’则叙说的是传说神话人物,完全不能确定其具体历史时期。至于考古发掘的资料,目前累积的也不够多,还不能提供超乎古文献资料的情况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,根据古文献提供的材料指出,是知自秦人取蜀后,始有茗饮之事。也就是说,至少在战国中期,今天四川一带已经有饮茶的习俗。茶饮首先出现在四川一带,若配合植物分类学与考古发掘的研究,是十分合理的情况,同时也为《茶经》一开头说的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”作了最好的注脚。
深入探寻古籍记载,“茶道”一词最早见之于唐诗僧皎然的那首《饮茶歌消崔石使君》诗:“越人遗我剡溪茗,采得金芽爨金鼎。素瓷雪色飘沫香,何似诸仙琼蕊浆。一饮涤昏寐,情思爽朗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,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世莫知,古人饮酒多自欺。愁看毕卓瓮间夜,笑向陶潜篱下时。崔侯啜之意不已,狂歌一曲惊人耳。孰知茶道全尔真,唯有丹丘得如此。”诗人通过饮茶体验,感悟到渐进的三个境界:涤荡昏寐、清心养神、顿悟得道。然而,这茶的清高本质,却鲜为人知。能够真正领悟茶道真谛的,似乎只有传说中的神仙了。
陆羽是深得茶道真谛的。陆羽深刻领悟了茶道的精髓。他的著作《茶经》详尽地记录了茶的种植、采摘、加工、烹煮以及品饮过程,并从美学角度强调,为了彰显茶汤色泽之美,选择茶碗时应遵循“益茶”的原则。又提出茶之“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。《茶经》集唐代茶文化之大成,将茶的自然美、技术美、社会美和艺术美熔于一炉,并注入人生哲理,使“品茶小技”被人尊为“经”。
《易经》被誉为“群经之首,大道之源”,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从学术角度概括说:“易道广大,无所不包,旁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兵法、韵学、算术,以逮方外之炉火,皆可援易以为说,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,故易说至繁。”除了学术领域,从王朝的更迭、礼乐政教的制定,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,《易经》的影响无所不在。在某种意义上,一部《易经》堪称中华文明的“精神现象学”。
从《易经》的角度探究《茶经》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、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,以领悟茶道的真谛。用这个方法发现,”比、睽、节、鼎”就是中国茶道精神的高度概括,融合了易经的哲学智慧和茶道的实践精神。
在《茶经》的开篇“一之源”中,陆羽阐述道:“茶之为用,味至寒,为饮,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贯穿全书的“精行俭德”四字,不仅要求茶人在行为上恪守社会道德规范,更强调内外兼修,展现高尚的道德情操。这正是“比”与“睽”所体现的茶道精神。“比”代表外在平和友善,内在有原则与底线,强调内外一致,和谐与原则的统一,以及不轻易妥协的坚持。“睽”则代表克己慎独,保持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茶道精神。至于“俭德”,它强调茶人应具备节俭和自我克制的品质,与“节”所代表的控制欲望的茶道精神相辅相成。茶性内敛,人亦应有俭德,不张扬,克己复礼,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敛精神。茶品即人品,茶道即人道,通过茶道的实践,茶人不断升华自身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。要达到这些要求绝非易事,更需要“鼎”所代表的责任担当的茶道精神。(来源网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