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茶与佛教

佛教是公元前6—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（在今尼泊尔）的王子释迦牟尼他立的，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。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，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，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。不过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有突出发展，还是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。

史称“茶兴于唐，盛于宋”。唐朝茶叶的兴盛，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。据《封氏闻见记》称，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，学禅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唯许饮茶，“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，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”“禅”是梵语“禅那”的音译，汉语“修心”或“静虑”的意思。闭目静思，极易睡着，所以坐禅唯许饮茶。由上可以清楚看出，正是因为北方禅教的“大兴”，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；而北方饮茶的普及，又推动了南方茶叶生产，从而也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较大发展。

但这决不是说茶就是在唐开元以后才与佛教相联系的，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以前，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或修炼时所常用的饮料了，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，就多处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。其中引录的《释道该说续名人传》称：“释法瑶，姓杨氏，河东人，永嘉中过江，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，年垂悬车，饮所饮茶。”又摘引的《宋录》称：“新安王子鸾，豫章王子尚，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，道人设茶茗，子尚味之曰：‘此甘露也，何言茶茗’？！”等等。所有这些，都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，我国僧道，至少江淮以南寺庙中的僧道，已有尚茶的风气。不过，也须指出，和茶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，茶叶的广泛饮用于佛教僧徒和受佛教的积极影响。还是如上面史料反映的情况那样，主要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。

我国茶与佛教的关系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。佛教特别是禅宗需要茶叶，而这种嗜茶的风尚，又促进了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。我国禅宗的坐禅，除选择环境寂静处作禅房外，还要求注意五调，即调食，调睡眠、调身、调息、调心。很明显，这里听说的五调，特别是调睡眠，都与饮茶有一事实上的关系，可能也正因为茶对佛教和坐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，所以，后来有些佛教僧徒，不惜采用编造神话或移花接木的办法，竭力把茶描写成是佛祖的恩赐和僧人的功劳。

如关于茶树的来源，日本民间流传有这样一则神话，称：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，有一次在坐冥想中突然睡着了，醒来他悔恨不已，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。当他把割下的眼皮掷在地上时，奇迹出现了，在眼皮落处，瞬时长出了一株婆娑大树。大家在惊奇之余，把树上的叶片摘下一些煮尝，一口落肚，精神倍增，睡意顿消，如此就产生了茶这种圣树和出现了茶这种饮料。那么，我国的茶业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滥觞的呢？本世纪30年代，在美国出版的一部《茶叶全书》中，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记载，称中国有一个叫迦罗的僧人，“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，携回茶树七株，栽培于四川之泯山”。书中把我国的茶树，隐约说成是由印度引种的，实属无稽之谈。我国清人笔记《陇蜀余闻》记述：蒙山“上清峰，其巅一石，大如数间屋，有茶七株生石上，无缝罅，云是甘露大师手植”；以及《亦复如是。：名山县蒙顶，“有茶株……名曰仙茶，云系甘露大师俗性吴所手植者，其种来自西域蒙山的音译。其实佛教界传颂的上述这些佛祖、僧人对茶的贡献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无非是茶对佛教重要的一种说明。因为众所周知，茶源于中国，世界各地种茶、制茶、饮茶乃至茶俗等等，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，在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。

由于茶叶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视，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庙中间，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，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，如多数寺庙的佛殿和法堂中，都设有钟、鼓，常常钟鼓长鸣。假如庙中只有一钟一鼓，一般设在南面，左钟右鼓。如果设有两鼓，则两鼓分设北面的墙角；设在东北角的，叫“法鼓”，设在西北角的，就称“茶鼓”。很明显，这“茶鼓”，无疑也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。

因为茶和佛教的关系是如此密切，所以，在南方许多寺庙，特别在中唐以后，出现了庙庙种茶、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。如刘禹锡《西山兰若试茶歌》所吟：“山僧后檐茶数丛，春来映竹抽新茸，宛然为客振衣起，自榜芳丛摘鹰嘴。斯须炒成满室香，便酌砌下金沙水。”唐朝寺院的寺前、院中、庙后、墙外，往往都种之以茶，自种、自制、自饮。正因为这样，自唐朝以后，各地寺庙和历代名僧为我们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胜计的茶史资料。只要对《全唐诗》稍作浏览，就能即时勾勒出唐代寺庙饮茶的风尚。如诗僧齐已《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》诗中吟：“枪旗冉冉绿丛园，谷雨初晴叶杜鹃。摘带岳华蒸晓露，碾和松粉煮春泉。”郑巢在《送琇上人》诗中的意境称：“古殿焚香处，清羸坐石棱。茶烟开瓦雪，鹤迹上潭冰。”刘得仁《慈恩寺塔下避暑。云：“僧真生我静，水淡发茶香。坐久东楼望，钟声振夕阳。”曹松《宿溪僧院》也有“少年云溪里，禅心夜更闲；煎茶留静者，靠月坐苍山”的诗句。从上录这些史料中，不难看出，唐代寺庙饮茶的时间，从初春到寒冬，终年不轰；在一天中，从早到晚，从日落一直到深夜，所谓“穷日继夜”。再以饮茶的场合说，如牟融《游报本寺》诗句称：“茶烟袅笼禅榻，竹影萧萧扫么苔”。本嘉祐《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—公房》诗吟：“虚室独焚香，林空静磬长”；“啜茗翻真偈，燃灯继夕阳。”武元衡《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》有“禅庭一雨后，莲界万茶中。时节流芳暮，人天此会同”之句。还有李中《赠上都先业大师》的“有时乘兴寻师去，煮茗同吟到日西”；以及黄滔的“系马松间不忍归，数巡香茗一枰棋”等诗句。都反映了唐朝寺庙中，不只诵经、坐禅、做功时要饮茶，饭店、纳凉、休息、吟诗、下棋等各场合，也离不开茶。可能正是因为这样，唐时赵州高僧从稔禅师，有一句口头禅，就叫“吃茶去”。有关无关，开口闭口，都是说“吃茶去”。这当然是一典型例子。赵州在北方，北方寺庙中饮茶已如此普遍，其时南方各寺庙中饮茶之盛，由此也可想见了。

这里还要指出，如吕岩《大云寺茶诗》描写的：“王蕊一枪称绝品，僧家造法极功夫”，我国寺庙不只极重茶叶，需要茶叶，而且也是生产茶叶、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。也以唐代的情况来说，如所周知，茶圣陆羽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，其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，也即从寺庙中获得。和《茶经》差不多同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，对我国茶业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《茶歌》，则是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所作。此外，皎然除有大量茶诗传世外，还曾专门撰写过《茶诀》一篇，对茶的功能和煮饮艺术，也颇有研究。再如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，即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（无疑也是当时我国制茶或茶叶生产技术的中心），其地点就设在顾渚“上吉祥院”内。上吉祥院，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，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，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。

在古代，也只有寺高才有条件研究茶叶、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。因为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，寺僧特别是那些大和尚，不参加生产劳动，他们有时间、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、品饮艺术和写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。所以我国旧时有“自古名寺出名茶”之说。如唐朝李肇《国史补》中提到一些名茶，如福州方山露芽、剑南蒙顶石花、岳州拥湖含膏、洪州西山白露、蕲州蕲门团黄等等，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庙或寺僧。再如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“水月茶”、杭州于潜“天目山茶”、宣州宁国“鸦山茶”、扬州“蜀冈茶”、会稽“日注”、洪州“双井白芽”等等，或贡或献，也都是僧道创制和宣布传出来的珍品。以近代安徽产的一些名茶为例，如“黄山毛峰”，主产黄山松谷庵、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；“六安瓜片”，以产于齐云山水井庵处为佳；“霍山黄芽”，产于大阳乡长岭庵；休宁松萝茶，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，等等。所有这些，无不表明，由于佛教自身对茶的需用要，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叶文化的过程中，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乃到世界茶业的发展。